黄润比筒,籯金所过。”
    到了蜀汉时期,蜀锦作为珍稀而昂贵的丝织品,朝廷经常用它去交换北方的战马和其他军需物资。
    虽然具体交换价值咱们不得而知,但是能在乱世三国中用来交换战马和军需物资,蜀锦的价值绝对不容小觑。
    诸葛亮在军令《言锦教》中有这样两句话:“决敌之资,惟仰锦耳“、“军中之需,全藉于锦”
    。
    这又是个什么概念呢?刘备入蜀时自带兵马约三万,后兼并刘璋兵力约五万,兼并汉中兵力约三万,荆州留守军队约五万,鼎盛时期蜀汉大约有十五六万的军队,这些兵马开销支出的大部分都要仰仗蜀锦,这样算下来“寸锦寸金“的说法不为过吧?秦汉时期的服装制度大体相似,官员和上层社会所穿着的多是宽袖长袍,而普通百姓和贫穷人家只能穿短衣长裤。
    服装制度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裁衣的用料,举个简单的例子,假如你有一块上好的布料,你会把它裁成碎片制作短衣吗?当然不会,上好的料子自然是浪费越少越好。
    当然了,以蜀锦的价格来说,平常百姓也是绝对用不起的,所以它也就逐渐成了秦汉时期上层社会的专属象征。
    《后汉书·舆服志》载:“自二千石夫人以上至皇后,皆以蚕衣为朝服“,汉朝时期的什么官员享受两千石待遇呢?最低也要是郡太守别的官员,放到现在,就相当于高官官员。
    只有高官以上的官员家属才能穿戴蚕衣。
    而蜀锦作为秦汉时期蚕衣中的佼佼者,能够穿戴它的人级别需要更高。
    普通百姓只能是望“锦”
    兴叹,早在战国时便开辟了专门交易蜀锦的“蜀身毒道”
    ,早在张骞开辟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以前,西南地区的先民们就已打通了一条从四川至印度一带的贸易通道,这就是南方丝绸之路的前身“蜀身毒道”
    。
    《汉书·张骞传》记录了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回国后跟汉武帝说的一句话:“臣在大夏时,见邛竹杖、蜀布。”
    大夏国的蜀布正是从身毒(印度)过去的,而印度的蜀布呢?据印度古梵文文献描述,很早以前的印度教大神就都十分喜欢穿中国丝绸,中国丝绸正是通过这条蜀身毒道交易过去的。
    在我国几千年的封建历史中,重农抑商几乎是每个朝代的基本国策之一,汉朝也不例外。
    汉朝是沿袭秦制,始终以农业作为国家的支柱产业。
    随着蜀锦行业的发展和兴盛,汉朝重农抑商的基本国策一度被撼动。
    举个简单的例子,普通农户靠种地为生,每年所得粮食一部分上缴朝廷,一部分留着自己家里吃,可是丝织品就不同了,不管生产了多少,自己一寸也不能留只能卖掉,毕竟蜀锦这样的高档品普通百姓根本没有资格穿戴。
    这样一来就促进了商业经济的发展。
    朝廷如果想要继续扼制商业发展,就只能彻底摧毁蜀地的丝织业,让所有的桑、蚕农、纺织工回家种五谷。
    这样可行吗?根本不行。
    汉朝时由丝织品所带动的商业贸易已经为朝廷带来了巨大的回报,已然成为了当时朝廷的重要经济支柱。
    试问哪个统治者愿意自断臂膀?史载,汉朝时发达的蜀锦、蜀绣成为朝廷重要的贡赋来源。
    于是朝廷在成都专门设置“锦官“,对蜀锦蜀绣的生产、销售进行管理,并且特别筑城以保护蜀锦蜀绣的生产。
    蜀锦不仅撼动了汉朝重农抑商的国策,还引得朝廷为它设立锦官一职,试问还有哪种产品能有如此之大的影响力?蜀锦在汉末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人身上,一是诸葛亮,另一个是曹丕。
    诸葛亮对蜀锦的态度咱们在前面已经说过,他在军令中明确说明要仰仗蜀锦,下面详细说下曹丕对蜀锦的态度。
    王沈望着一匹一匹望里运的蜀锦道:“说起在伪魏文帝之时,曹丕便深恶蜀国的蜀锦,认为蜀锦流入,魏国的金银流出有变相资敌只嫌,可是无论是他还是伪魏的世家们都不能抵制住这蜀锦的诱惑啊!”
    《与群臣论蜀锦书》中记录了曹丕这样一段话:“自吾所织如意虎头连璧锦,亦有金薄,蜀薄来至洛邑,皆下恶。”
    很明显,曹丕说这句话的目的不是要表明他自己织的锦有多好,主要目的是贬低蜀锦。
    当时蜀锦风靡全国,魏国上至高官贵戚,下到地主富贾,都成了蜀锦的忠实粉丝。
    要知道蜀锦价格十分高昂,人们追求蜀锦就意味着魏国的金银钱财会源源不断流向蜀国,继而产生巨大的“贸易逆差“。
    能逼得一个皇帝自己纺织,关键还能引来他的一番“诋毁“,可见蜀锦的影响力确实霸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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